鄧紹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曾思瀚博士是個多產的新約學者,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的學術訓練是新約研究,博士論文研究保羅加拉太書中奴僕的隱喻。【1】 然而,思瀚後來的聖經研究和寫作卻延展至舊約的領域,而且沒有停留在學者的專技寫作,許多作品是針對一般信徒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思瀚忽略嚴謹的解經實踐,反之,深入然後淺出,往往是高難度的動作。
從做學問的角度來看,筆者欣賞思瀚並不原地踏步。所謂原地踏步,是指只專注在特定領域之內,而不涉足更多其他的範疇。當然,我們並不贊成貪新,還沒有摸通自己研究的領域就急於開展新的範疇,但是我們也不同意一生人只研究一卷書,一生人只研究保羅,一生人只研究新約。從解釋/詮釋循環來說,部分跟整體有不可分割之關係,那麼,我們若要更恰當更豐富地發掘某一卷書的精采,恐怕最終不得不進到更廣闊的正典結構中去審視。
另一方面,思瀚從解經的實踐進到對這一實踐的方法予以整理及引介,卻是另一種的不原地踏步。當然,現代的聖經研究,都很意識方法使用這問題,可是,卻不是很多聖經學者,尤其是華人聖經學者,刻意去介紹聖經研究的方法,大多只停留在實際操作的層次,未及反省整理的層次。固然,我們也不同意方法先行,方法與實踐其實是不能分割的。在解經的實踐中,解經的方法就體現(embodied)出來了。但是為了促進學習果效,我們有必要在解經之後,再回過頭來闡述解經之方法、達到結論的步驟。否則,讀者多數只注意到經文之意義,而忽略解釋的過程,結果他並沒有同時學到釋經的方法,以致自己嘗試實踐,只停留在讓他人餵食的階段。
不原地踏步的第三個意思是,思瀚並不只是實踐及介紹一種閱讀聖經的方法。當然,思瀚有自己專長的鑑別法。我們看到本書以文本為指涉而分別把各類鑑別置於文本後面的世界、文本之內的世界及文本前面的世界,這可粗略對應作者、文本及讀者三個世界。從哲學解釋/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文本意義之生成,在於上述這三個世界之間的互動,因此,偏向於任何一面而忽略其他方面,都不免有所不足。雖然這書討論的主題不是文本意義如何生成這一解釋/詮釋學所關注的議題,但思瀚提出應盡可能援引不同的鑑別方法,而照顧到三個世界,這其實是反映了他背後的解釋/詮釋學觀點。事實上,華人教會若非深受宗教改革時期所倡導的歷史-文法釋經法而偏好歷史鑑別法,就是因為歷史鑑別法過於煩瑣失諸客觀而轉向文學鑑別法或意識鑑別,結果落於兩邊而不免偏頗,未必能較為全面發掘經文的義蘊。套用新約學者包衡(Richard Bauckham)的講法,就是未能照顧成為正典前的處境、正典的處境,以及當代的處境,這三者之間的連貫一致性。【2】
最後,思瀚沒有原地踏步,即在於他看到不同聖經鑑別法各有自己的限制。一方面,這使得在解釋聖經的實踐上不能依靠單一的方法,雖然因應獨特的文體某些鑑別法有其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另一方面,這同時更意味著聖經鑑別法有其限制,也即是方法不是至上的,可是也不能完全否定方法。這裡進一步涉及哲學/神學的解釋學/詮釋學的討論。事實上,我們至終不能不進入這一領域,探討解釋活動中方法的位分與邊際在哪裡,而非方法的元素如信仰群體的傳統又佔有甚麼位置,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等重要問題。於此,思瀚此書指向的是神學解釋學/詮釋學。孫寶玲博士已經開始這方面的探討,【3】 但在華人神學界之中這個難得的起步,必須有人繼續探討思想下去。我們盼望思瀚此後能就此用心,為華人再作貢獻,以其聖經解釋者的身分,深入反省聖經解釋活動究係何事。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1】 Sam Tsang, From Slave to Sons : A New Rhetotic Analysis on Paul’s Slave Metephons in His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2】 包衡著,廖惠堂譯:《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及範例》(香港:基道,2001),頁24-28。
【3】 孫寶玲︰《聖經詮釋的意義和實踐》(香港:建道,2008)。






